如果将我国的经济版图以区域进行划分的话，大大小小可能有几十个，但到目前为止形成气候的，也就是以下几个：东北经济区、首都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而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无疑是它们当中最具规模、基础最为雄厚、市场容量最大、投资环境最好的经济区。即使在全球性的经济区域中，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也能排在前几名。

　　然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差不多整整10年的时间，尽管国家和地方的各级主管部门都意识到了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重要性，经济界、企业界、舆论界也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发展推波助澜，但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分析下来，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点：首先，行政指令性的色彩过于浓厚，"拉郎配"的做法占据了主导地位，没有充分调动起企业界和民间组织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忽视了"市场经济规律"在其中应起的调节作用，最终使得构造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未能如愿。

　　其次，构造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客观条件还不是十分成熟，整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足以支撑起如此巨大的经济区域的规模，投资环境也不完善，市场容量也没有大到能够保证为数众多的企业生存和发展所必备的水平。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1世纪这几年，随着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迅猛发展，上海在我国乃至亚太地区经济和金融中心地位逐步确立，浙江民营经济全面壮大，江苏乡镇经济迅速崛起，再加上这一地区市场化经济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投资环境全面完善，才终于使得构造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趋势"水到渠成"。

　　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发动机”，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又是这部“发动机”最大的加油站之一。在今后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中国经济要想保持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就需要越来越多的像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这样的“加油站”。

    投资长三角

    东莞台商协会副会长郭山辉在珠三角一带做家具生意已有多年，但最近，他在上海附近设立了一个分厂，由于他的迁移，同时带走了与其生产相配套的当地7家台资企业，并且有连根拔起的迹象。

　　“近年来持续升温的长三角热，已成为海内外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一经济群体的崛起，更是吸引了众多经济人的眼光。”据记者所闻，并非郭山辉一个人持这样的看法，目前，像他这样“移情别恋”的外商已渐成规模。

　　崛起的长三角

　　“得长三角者得天下”，不知是谁概括出来这句话，近两年似乎已成为外商、港台投资商在这个地区投资的重要理由。

　　事实上，长三角地区以占全国１％的土地和６％的人口，创造了1８％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01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中，长三角地区更是贡献了1/4。被称为世界城市规划第一人的英国彼得·霍尔爵士对此感叹："它简直就是世界的工厂！""从市场、技术、人力、城市化水平等方面考虑，长江三角洲都非常具有现实竞争力。"国家经贸委的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他认为，这种现实竞争力来自长三角庞大的经济巨人群：包括年国内生产总值近5000亿元的“超级巨人”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等５个年国内生产总值在1000亿元以上的“巨人”，以及绍兴、南通、常州、嘉兴、镇江等５个年国内生产总值在500亿元以上的“小巨人”。其中，上海市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全国第一，而杭州、苏州、无锡均名列前10位。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周民良先生认为，长三角新一轮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已出现一体化的特征。上海明确把“建设三角洲大都市圈”作为其基本战略之一，着手“推进三角洲经济的紧密化、一体化”，促进“优化城市功能和产业分工”，三角洲城市间的合作势头明显增强。

　　他说，在方式上，由过去单一的横向配套协作，逐步向整合生产要素、共同进行制度创新发展；在领域上，由过去单一的产品加工营销，逐步向商贸、旅游、房地产等领域延伸；在机制上，由过去单一的企业自发行为，逐步向政府协调、企业推进、市场运作的方向发展。

　　截止到2002年底，江浙沪累计批准三资企业近8万家，世界500强企业已有400多家进入长三角，其中，在上海就有184家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和中国总部。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地区合同利用外资累计近1500亿美元。

　　后发优势

　　长三角迅猛的发展势头，直逼曾经“一枝独秀”的珠江三角洲。

　　原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赵晓博士告诉记者，过去，我国吸引外资60％来自广东地区，而长三角仅浙江一个省，今年以来吸引外资就增长了99％。另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统计数字显示，2002年，台商对大陆投资前3大地区是江苏、广东和浙江，按投资件数和投资金额计算，江苏均排名第一，而广东的台商投资已连续11个月呈现负增长态势，从去年８月比同期负增长11.54％，到今年６月比去年同期负增长24.6％。

　　赵晓分析，我国吸引外资正由“一枝独秀”演变成“双城记”，但长三角更具有后发优势。可以说，长三角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起来的。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沈玉芳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珠三角是由外资推动的，得益于改革开放独领先机，起步较早，那时的外来投资主要以组装生产线和加工为主，产业层次比较低。

　　比起珠三角单一的发展模式，长三角起步显然略胜一筹。长三角区域中有两种模式赫赫有名：“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历经了市场经济的考验，已在当地形成一定产业规模，产业体系也较完善，很具竞争力。“当一切都初具规模后，只要一有外资注入，资本的推动力量是很大的，就像一个人用双脚走路和跳上汽车的结果肯定不一样”。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推动型就要向技术推动型转变，而长三角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这时恰好表现出来。另外，长三角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上是珠三角的两倍，从城市化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来看，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有10个位于长江三角洲，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该地区也占了一半。

　　所以，赵晓告诉记者，企业界目前流行这样一句话：“就国内市场来讲，要把规模做大，就一定要在长三角地区设分厂。如果规模不够大，还是呆在珠三角地区”。

　　长三角的新动力

　　面对长江三角洲呼声日高的区域经济合作大趋势，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曾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要以全球化的视野制定区域发展战略。他说：“当前研究区域经济，必须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这两个情况，否则就不可能准确定位”。

　　对此，原国家经贸委一位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开放的水平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区域经济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要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立足，每个国家首先要实现国内的一体化，至少是主要区域的一体化。这就要求长三角地区建立起更加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把区域合作上升到产业协同调整的高度，才有可能实现区域分工与竞争的平衡，形成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

　　赵晓告诉记者，目前，各城市都在有意识地发力打破“诸侯经济”，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考虑经济发展战略，长三角正在形成一个都市圈。这在江苏省表现得特别明显，过去，江苏靠发展小城镇来解决工业化，后来发现，建小城镇太不合算，所以干脆整个都市圈的设置和城市定位都考虑来配合上海。于是，在1999年到2001年间，有1.5万个村庄和几百个镇从江苏省的版图上消失--传统意义上的村民已不复存在，农民变成市民，农村、小城镇变为大都市的近郊区--这一点从沪宁高速公路沿线交替出现的城市--工业区--城市路牌即可找到感性的认识。

　　据沈玉芳教授介绍，长三角各个城市现已基本完成了各自的市场体系建设。江苏、浙江发展出一批规模大、辐射广的轻纺产品和小商品专业市场。上海已初步构筑了资本市场、资金拆借市场、期货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各类生产资料市场与消费品市场。一种新型的产业链正在长三角形成。

　　另外还有两个来自外部的推动力：第一个既看得见，也摸得着。最近开工建设的洋山深水港工程，可视为长三角基础设施建设的突破性进展，这将使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有可能成为东北亚的国际航运中心。有了这个良好的基础，其它各方面的一体化进程都可渐次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第二个看得见，但一时还摸不到，那就是正在申办的上海世博会。据一项保守的预测，上海世博会至少将吸引5000万游客，而其中近35％将顺道去周边城市一游。世博会带来的旅游人流将把长三角经济串联起来。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一系列的局部多赢合作，推动长三角从浅层次合作进入深度合作。

　　战略性布局 全方位投资

　　外商投资新动向

　　针对跨国公司根据其全球战略的需要，结合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背景下的新战略、新政策，以及自己在华投资的经验和教训，纷纷调整在华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在华投资竞争与合作的新动向，记者日前采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

　　王志乐认为，跨国公司开始在华新一轮投资热是其投资力度强化的重要表现。这主要归因于加入世贸组织为我国吸收外资创造了良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从而大大降低了外资进 入我国的交易成本和体制风险，促使跨国公司在我国开始了战略性布局和全方位投资扩张战略。

　　以东莞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和以昆山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吸引了大量台商投资。此外，在我国入世前后，以本田、丰田等日本汽车行业的巨头为先锋，索尼等信息家电企业紧跟其后，开始实施“中国市场战略”；在华东地区，日本跨国公司的市场开拓、生产基地的转移、跨国采购等战略已经正式启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也纷纷扩大在华投资和经营规模，如摩托罗拉、通用电气、西门子、韩国三星等跨国公司，都是新一轮在华投资热的主要推动力量。

　　投资项目系统化，是指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领域的新调整。王志乐分析，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发展到今天，已不仅仅是着眼于单个项目的投资，而是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化投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入世前后进行了相当深刻和广泛的投资领域的调整：在投资性控股公司或地区总部的统一管理与协调下，着眼于在我国市场的整体投资和战略投资，既投资于上中下游的最终产品，也投资基本原材料和相关的零部件；既投资于生产性项目，也投资于销售、融资、保险、咨询、运输等相关项目，操纵和影响着一大批协作配套厂家，产业的辐射性控制功能明显增强。这无疑有利于分散现有市场饱和或竞争加剧带来的风险，大大增强跨国公司在华的整体竞争力。调整的具体表现有三：一是继续投资制造业，使我国成为生产制造基地和零部件采购中心；二是加速投资研究与开发，使我国成为地区研发中心或全球研发基地；三是投资生产服务业，使我国成为地区管理营运中心。在近年新增投资中，投向服务业的比重逐渐增加，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商贸、旅游、运输以及各种专业服务，将成为外商投资的新亮点。

　　目前，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集中于以香港为龙头的珠江三角洲及闽南地区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中西部地区跨国公司项目不多。入世后，东南沿海地区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先行改革开放的体制优势，仍受到外资的青睐。

　　同时，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投资环境将有较大改善。加之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有些投资领域的外资准入条件比东部地区更为宽松，政策也更为优惠，可以预料，今后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将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在全国利用外资总量中的比重会逐步有所提高。

　　关于跨国公司投资方式的调整，王志乐分析，为适应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我国将探索采取并购、风险投资、投资基金等方式吸引外资。在这一形势下，近两年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方式有了新突破，出现了投资方式多样化的新态势，具体表现为：从新建投资到并购投资，从合资到独资或合资控股，以及从单个项目到产业链投资。

　　投资管理体制一体化也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新特点。据王志乐介绍，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在我国建立了十几家乃至几十家企业，但是各企业间缺乏协调。不少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各个机构或企业没有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企业管理体制面临进一步调整。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更加开放的新形势，特别是我国政府近年来采取鼓励跨国公司把地区总部和营运中心迁入中国的措施，则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在华经营管理体制提供了契机。因此，在我国入世前后，不少跨国公司对其在华管理结构进行了调整。这些调整涉及到建立和加强中国地区总部，建立和加强在华运营中心，如投资中心、制造中心、物流中心、研究开发中心、培训中心、售后服务中心、财务中心、结算中心、媒体公关部、政府事务部等或是跨国公司母公司业务部门在我国建立的分支机构。

　　此外，由于入世后我国将在3-5年内开放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将获准在我国开展业务，跨国公司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将获准从事非银行金融业务，这些条件为跨国公司整合在华各投资企业，实现一体化管理创造了条件。因此，加入世贸组织前后，跨国公司开始调整中国战略，它们迫切要求在中国进行大的整合，把分散的各个制造企业联合形成集团参与竞争。有的公司加快了内部股份的转让，把各个相关企业的股份转让和集中到中国总公司；有的公司对下属企业按照地域和行业重新调整，实施关停并转。

　　基于以上分析，王志乐最后强调，我们应结合跨国公司投资的新动向和新特点，系统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引资竞争力。实践证明，外国跨国公司的大批涌入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营销，而且打破了国内某些领域原有的垄断和低效率市场格局，带来了竞争活力，是推动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要抓住当前的大好时机，更加积极、合理、有效地开展招商引资活动，营造理想的引资环境。

　　附：我国三大经济圈指标：工业及物价

　　●４月当月上海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2个百分点，在圈内各省市中勇拔头筹，天津以21％的增速位居第二，除北京外，其余省市差别较小，工业增加值增速均超过18％，显示出三大经济圈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

　　●由于北京、天津、河北均属于SARS重灾区，4月份大首都经济圈工业增加值绝对数比3月份有所下降，而其余两大经济圈均保持环比上升趋势，大首都经济圈４月份工业增加值比３月下降2.1亿元，而长三角三省市4月工业增加值比3月增加了26.3亿元，珠三角增加了22亿元。

　　●北京3、4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下滑趋势非常明显，需要引起注意。３月份北京工业增加值增速比２月份大幅下降4.2个百分点，４月份又比３月份下滑3.3个百分点，当月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7个百分点，受SARS冲击非常明显。

　　●非典导致大首都经济圈省市物价有一定程度上涨。河北省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102.9％，在各省市中居于第一；北京市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1.1％，涨幅比上月的0.6％高0.5个百分点;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各省市物价涨幅普遍较小，除浙江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4个百分点外，其余省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附：我国三大经济圈指标：外贸进出口

　　●广东省出口受非典冲击非常明显,全省及主要出口城市1-4月出口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由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受到非典影响较小,今年以来外贸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其中上海前4月出口增速高达44.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1个百分点,居于各省市首位,浙江、江苏出口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广东省主要出口城市今年以来环比出口增速有逐步放慢趋势,出口对工业增长的拉动有所减弱,如广州3月份出口总额比2月份增加1.7亿美元,但4月份出口额却比3月份减少4亿美元,下滑幅度为15.9%。广州市1-4月累计出口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为24.2%,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4个百分点；深圳3月份环比出口增速为11.3%,但4月份下降为6%；珠海4月份出口总额也出现环比下降。

　　●今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省市进口增速异常迅猛,如浙江前4月进口增速同比高达88.5%,1-3月进口增速均超过100%,居于各省市进口增速之首,江苏省前4月以75.9%的进口增速紧随浙江之后,而广东、北京的进口增速分别为32.4%和40.7%,明显低于长江三角洲3省市。

　　其它重要数据

　　●天津市4月份外贸出口继续保持增势,当月出口11.87亿美元,同比增长31.9%。“三资”企业仍是天津市外贸出口的主导力量,当月完成出口9.42亿美元,比去年同月增长40%,占全市外贸出口的比重达79.4%,1-4月全市累计完成外贸出口44.44亿美元,增长39.5%。

　　●4月份浙江全省出口33.4亿美元,进口16.6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月增长38.9%和52.0%。1-4月累计出口114.1亿美元,进口63.0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38.2%和88.5%。江苏省1-4月出口154亿美元,同比增长42.9%。上海1-4月出口137.5亿美元,同比增长44.4%。

　　●广东省1-4月累计出口424.23亿美元,同比增长28.7%,增幅同比提高10.5个百分点,累计进口386.77亿美元,增长32.4%,深圳市4月份一般贸易出口额达到6.26亿美元,占当月全市出口总额的13.57%,比去年全年月均出口4.64亿美元增加了1.62亿美元,并创下单月出口历史新高。广州市1-4月累计,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出口产品产值258.3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2%,低于全市工业生产平均增幅2.3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