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产业战略主导外资战略

　  记者：近年来，有关“外资利用是否过度”的质疑一直不绝于耳，而要求取消外资优惠政策、实行两税合一的呼声也是日益高涨。一系列政策法规先后出台：从规范外资进入楼市、装备制造业的市场准入，到《反垄断法》、《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再到两税合并雏形初现———力度之大、频度之密集可谓前所未见。外界对此普遍理解为是政策层面对“外资政策调整”呼声的回应。对此该如何理解？
　　张幼文：我认为现在与其说是一种政策调整，不如说是认识的一种深化。在以前，我们仅仅认为“外资越多越好”，但如今我们越发觉得战略性行业、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必须由自己掌控，于是我们有针对性地对房地产、金融这些比较容易产生泡沫的领域设定市场准入、对装备制造业这样可能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行业限制并购。从以前的单纯追求数量，到如今的既要利用又要有所限制，这样的所谓“调整”本来就该是外资利用中的应有之义，只是以前被我们忽略了而已。
　　记者：但最近的外资政策规范为何会以如此密集的“组合拳”出现？这不免让人有“口袋”收紧的感觉。
　　张幼文：这并不偶然。比如房地产，正是国内需要调控的时候，避免外资冲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此外，外资进入也正从原先的直接投资转向并购高峰。面对这些新问题，我们必须提出对策。
　　华民：从微观上来看，目前外资进入的结构的确有一些问题，大量是流入了容易生成经济泡沫的部门，容易生成风险，在此背景下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当然没有错。
　　记者：看来两位对近来“组合拳”的解读是：对以往的安全漏洞“打补丁”，积极的外资政策立场不应发生变化。但是始终有一个疑问萦绕在不少人心头：在双顺差、高储蓄，国内资金充裕的条件下，我们还需要外资吗？在市场并没有换来技术的现实下，我们还需要外资吗？这也是支持外资政策调整的重要理由。
　　华民：当初引进外资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资金、技术，而是为了引进企业。并不是钱多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中国的问题从来不是钱的问题。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考察，结果其实是不一样的：从宏观上看好像我们钱多了可以不需要外资，但进入微观层面你会发现我们没有企业，钱再多也没用。像老百姓买来买去只能买房产，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银行会愁没有好的项目贷款放不出去？所以，我们现在要控制的只是进入泡沫经济的那一块，在实业领域，还是应该吸引外资。道理很简单：中国的企业数量还是太少。能够有效地把居民储蓄转化成为生产性资本，带来财富，能够迅速成长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更是少之又少。我们需要外资，就是因为它是有国际竞争力的，是有国际销售渠道的，是有创新能力的，是可以创造就业机会的，是可以将储蓄转化成生产性资本并且带来利润的———而这些单纯依靠本土企业还没法做到。我们需要这样的外部竞争者，来激发中国企业的学习热情。
　　不是说外资多了，一定是坏事；也不是说外资多了，一定会危及经济安全，因为干预权还是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我们拒绝那种扰乱经济秩序、低层次的外资，对外开放的国策不会变。我们不应把一个结构性问题变成一个总量控制的问题。外资政策要调整，但核心不是数量问题。
　　记者：目前外资进入中国正从绿地投资的FDI转向并购高潮。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指出，“外商并购投资出现新的动向，并购重点转向重要行业的排头兵”。这样的外资进入，不能不引发人们对经济安全的担忧。
　　张幼文：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国有企业经过20多年改革以后，其实差的基本都已经被淘汰，留下的都是相对好的。此时收购可以说是接收“胜利果实”，因为我们的成本、学费都已经付进去了，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难以接受的。
　　华民：购并高潮迟早都是要发生的，在国际上购并也是主流。对此，一方面政府可以有所规定，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做出反应，可以反收购，不能总是消极防守。像美国公司如果被收购，美国国会可以讨论不通过啊，那像我们也可以制定法律，可以规定并购目录。通过这样一些手段，防止恶意并购的发生，但是不能说不要外资。有那么多日本公司到美国去生产，日本人甚至买下了洛克菲勒大楼、加州地产，但美国经济依然安全。
　　记者：我们对外资已经走出了“饥不择食”的最初阶段。那么今后外资政策应该体现怎样的时代诉求呢？
　　华民：外资进入应该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但我们千万不能把基本的对外开放政策放弃，更不能给外界造成“中国已经不欢迎外资”这样一种印象。正确的做法所给出的信号应该是：破坏环境、对社会公益有害的产业不能进入中国，这样才是比较理想的。
　　张幼文：中国已经发展了20多年，现在的核心任务是产业结构调整，所以我们要用产业战略来主导外资战略。产业发展什么，就应该把外资引向什么。只要符合产业政策、产业战略，就给予更多的支持；不符合的，比如该淘汰的产业，即便是外资进来我们也坚决不要。